早先常见到新闻，讲中国人在欧洲购买奢侈品挥金如土；这两天第一次看到新闻，说中国人在美国“抄底”买房，一掷千金，引得美国人很多惊叹。看来中国的豪富们开始从欧洲转战美国了。

由此，想到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在欧洲、美国大把撒钱消费，购买奢侈品、楼盘的是日本人，那时日本人同样引得欧美友邦的惊诧啊。后来的故事，估计大家都比较了解了，伴随日元大幅升值，接下来的日本出现长达十五年的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而且当日本经济刚刚有些许好转迹象，却又碰上大萧条以来又一次大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

三十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还穷的叮当响，现在也出现一些暴富和豪富阶层，同样开始在欧美挥金、撒钱。那么，接下来在中国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面对美国这个后起的超级大国，可以说，先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败下阵去，然后是苏联解体倒下，然后是80年代中后期咄咄逼人的日本同样结局悲惨。

要知道，据说当年风头正紧的日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买美国”，甚至有戏言曰“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可是，结果……很难说中国已经具备日本当年的那种实力，但确实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而且开始在全世界发出越来越多的声音。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一定会有比英国、苏联或者日本更好的运气，要演绎不一样的大国崛起故事，已经韬光养晦至少三十年的中国需要战略眼光和智慧。而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一次考验，也是一个门槛。

今年人代会上，政府在定经济增长率时，目标是8%左右，而这个“左右”可以说是留下了很大空间的。十年之前的1998年，政府的目标增长率是8%，那时正逢东亚金融危机，夏天还赶上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尽管在下半年财政做出大规模的支出以刺激经济，但那年的增长率最后是7.8%。

在1999年春，朱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道：

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

在去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又说：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国际、国内不可测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

2008年的增长率是9.4%，比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平均的增长率略低点，但还不错，但要知道这是从2007年的13%的高位一下掉下来的，4个百分点的降幅啊。而1978年之后，仅在1979年（4.1）、1986年（4.7）和1989年（7.2）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过这么大的降幅。

今年保八的任务该是相当艰巨，第一季度的数据再过两周当可出来，估计比2008年第四季度的6.8%好不到哪里去。8%左右的目标定的还是很有些灵活性呵，但要知道经济增长率一下8%，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民生稳定都会承受极大压力，这里的文章做不好真正很危险啊。

经济增长时，人们从中得到的益处或者好处是不均衡的，而穷人常常获益更少，公平的增长也不是没有，但例子较少，如上世纪50-70年代的台湾经济。当经济衰退时，大部分的人的日子可能都变得糟糕，但穷人的境况往往更加困难。

一般来讲，市场在带来效率的同时，并不能保证平等，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之一便是进行再分配，使得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得以保障。这里所谓弱势群体，首先是指那些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日常生活比较困难甚至难以保障的贫困阶层，当然也包括那些生活水平可能出现大幅下降的低收入阶层。

那么，台湾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怎样同时做到平等和效率的呢？这样的经历是否能够在其他经济体得到实现？对于这一问题，到现在可能还没有让人信服而印象深刻的解释，而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改变贫穷的宿命是很重要的。

这里，先谈一下民主对于实现平等和效率的意义。首先，实现上述奇迹的台湾，当时应该还是独裁或者专制政权（这里对这两个名词不做细分，总之当时的台湾不是民主政体），再加上其他很多实现“奇迹”的经济体来看，可能民主既不是实现效率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实现平等的充分条件。此外，就以被称作亚洲民主样板的印度的经历来看，民主同样不必然的带来平等和效率。

台湾在经历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于上世纪80年代逐渐变得民主，这或者说明民主更多的会是增长和平等的结果，而非其原因。因此，很难想象不均衡或者不平等的增长能带我们走向民主，贫穷阶层的民主权利要靠资本的施舍得到估计是很困难的，所谓经济决定政治嘛。

那么，平等从哪里来，贫穷的宿命怎样改变，靠政府的强力干预吗？要知道，这样一个政府很难白白的从天上掉下来，人们更多见的是权利与资本的媾合勾结，或者得期盼人们运气足够的好，如“天佑美国”，或者。。。

今天早上起个大早，乘京津城际去北京，所坐和谐号时速最快至329千米/小时。先到清华，将一些调研资料交给孙教授后，便去北大找同学。这次是第二次来北大，上次已经是一年多前，那次到北大时天已经黑了，第二天早上赶去人大，也就没转转看看。跟同学从博雅塔侧，未名湖北经过，中午跟北大人大同学一起吃饭。下午跟北大一同学一起去玉渊潭公园。

这时玉渊潭公园已经进入樱花节时期，门票变贵，一人10元。公园里面人还是很多的，可惜樱花好像开得极少。与同学转到公园西南方向时，见有一竹林，便走进去，却发现很多老人在里面站着聊天。走了几步，才发现原来都是为儿女找对象的，很多老人手里都拿一张介绍自己孩子的白纸或者纸牌（广告），上列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单位等情况。

这个“相亲”市场还很有规模，估计在那的人总有一二百，从哪走过时，还可听到“男孩还是女孩”、“你女儿今年多大了”诸如此类的问话和交谈。到网上差了一下，才知道那个景点叫做留春园，而这里的相亲大会好像还是挺出名的。只是不知道这相亲市场的成功率怎样？

昨天上午，北京高院发布一个文件，《关于在行政诉讼中加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意见》，称对于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定期救济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等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司法救助的，法院依法应当准予免交诉讼费用。

通俗点说，这五类人员以后可以免费打“民告官”官司。而经济学上讲，一般说来，商品价格下降，需求会增加，即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现在民告官至少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价格下降了（对于其他非五类人员来说的一种“价格歧视”），那么民告官的官司会不会增加呢？

首先，中国好像历来多顺民，尤其那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乐于过安稳生活，不是实在没办法一般不会上公堂。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人们会认为不管输赢，打官司总不是什么光彩或者体面的事情，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人们是不愿意诉诸公堂的。而且一般认为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你莫进来，更何况是与官府打官司（行政诉讼）。

其次，即使不用交诉讼费用，打官司也不是没有成本的。你得把时间搭上，而这些时间原本是可以用来谋生计的。并且你的诉讼对象又是政府或者政府中某一职能部门，除非你打完官司就走人，那么以后还会跟政府或者这一职能部门有关系，穿小鞋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成本若算在内的话还是让人在民告官官司前比较踌躇的。

再次，在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还有这很多联系的情况下，“刁民”状告政府或者某一职能部门赢得官司的几率并不一定很大的。搭上时间若能讨回公道还好，若是竹篮打水，受一肚子气反而落得无理取闹的名声则是在不划算。况且普通百姓并非人人都如李敖那般“刁蛮”“狡猾”，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法律常识都不如你的诉讼对象多，“吃亏”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不过，从北京市实际的数据来看，自1989年行政诉讼工作开展以来，第一个7年年均收案100余件，而第二个7年收案数就是前7年的近5倍，而最近的这7年收案数则是前14年的近3倍。那么，到底是北京的百姓越来越“刁”了呢，还是政府所做的工作越来越难以让人满意了？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一句喊了很多年的口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状况的改善，也正在不断的落到实处。尽管去年的地震之后，有人对这句口号是否实话产生怀疑，但“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堂而皇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还是让我们看到希望。

但是现实常常给我们的提醒是，事实上再教育上还是存在很多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正是因为一些不尽合理的制度存在造成的。苦了孩子的后果，最主要的当然是耽误孩子的学业，而伴随人们权利和法制意识的觉醒，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孩子开始状告教育部。

蔡语驰，十几年前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自幼在北京读书成长，但她被挡在北京户籍的长城外。去年11月，2009年高考网上报名之前，老师通知蔡语驰回原籍报名。一系列波折后蔡语驰报名没有成功，一怒之下，她的父亲委托律师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

对于这场官司的可能结局，我们不必做多少乐观的期待，更多的关注应该投向此事所揭露出的问题。据统计，仅在北京，受困于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被迫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或沦为留守儿童的孩子高达40万之多；而在全国，5800多万留守儿童和2000多万流动儿童成为特殊群体。

一般公认，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社会的平衡器、稳定器，如果教育都出现了不合理、不平等，那么它会加速和凝固社会的不平等。给各地方各阶层孩子更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不苦了孩子，是进一步的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城市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最近的十年城市化进程加速进行，平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现在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还是相对非常滞后的。

根据经验，一般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国家，城市化率在55%左右，而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5%（我看到的另一项研究是35%？），还是存在着很明显的差距的。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同样极低。一般说来，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国家，其服务业所占比重平均在50%，而中国现在40%左右，差距也很明显。

城市化进程意味着很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就达1000万。尽管本来就已面对严重的就业难题，但是城市化进程必须继续大力予以推动，而不能畏首畏尾。

此前有专家称，再过三四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就能达到50%，这意味着将有7亿人生活在城市，如何规划好、经营好城市确实是个大题目。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已经进入城市的1.5亿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其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入学等问题都亟待解决，这些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建设和谐社会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至于是有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还是中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尽管曾有争论，但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会出现20-30个10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而耕地和土地极为紧缺的中国也缺乏铺开太多摊子的本钱。像现在的深圳，尽管户籍人口只有210万，但常住人口实际有870万，流动人口更是达到1200万。

避免城市病问题出现的更好办法应该是提前做好规划，而且规划一定要做好，为了避免特大城市过于拥挤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地级市为中心发展更多的大城市（人口500万？）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我不信基督耶稣，对于十字也无特别的迷恋，但人类对于光明的追求于我也有一份基因在。安藤忠雄，自学成才的榜样，本来是建筑的门外汉，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建筑师，实现了自身的理想。光之教堂是安藤教堂三部曲“风、水、光”之中最著名的一座，位于日本大阪城郊茨木市北春日丘一片住宅区中。

对于建筑美学我也是不懂的，但相信作为讲堂设计经典的光之十字会给每一位有幸走进光之教堂的人以心灵的震撼。安藤在湖南大学的讲座中称，很多人说那个十字很漂亮，但是其实大家都没懂光之教堂。

安腾说道：

我很在意人人平等，在梵蒂冈，教堂是高高在上的，牧师站的比观众高，而我希望光之教堂中牧师与观众人人平等，在光之教堂中，台阶是往下走的，这样牧师站的与坐着的观众一样高，这样就消除了不平等的心理。 这才是光之教堂的精华。

平等的精神以及对于平等精神的信仰，这才是我欣赏光之十字的真正原因。至于平等是否与基督耶稣教义相合，到并非我所关心的了。

先来看一组数据：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全国税收的一半，提供了全国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全国75%以上的自主创新产品都是中小企业发明的，80%以上的专利都是中小企业发明的。

另外一组数据：中国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工业生产总值、70%左右的工业新增产值、近60%的销售收入和出口额、税收的40%以上和75%的就业岗位均来自中小企业。

尽管在经营管理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但从中小企业得到的贷款来看，却可能连20%都不到。经济危机兵临城下，中小企业面临更多困难，融资难更使其雪上加霜。不管是为保增长还是为增就业计，在金融融资方面给予中小企业以有力支持是必须的。

那么如何支持呢？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身上看到的希望不大，更多的应该放在那些中小金融机构和地方商业银行身上。在规范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和地方商业银行运作的同时，应该鼓励其创新发展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业务。

也就是说，不止要为中小企业鼓与呼，还应当为那些正在成长中的中小金融机构鼓与呼，相信中国真正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将从这些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中成长起来。

中国人的词汇向来丰富，这次美联储计划购买巨额之美国国债，用什么词来形容呢？是狗急跳墙，或者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嘛，这回真的把美国人逼的够呛，再加上国内养的老总家犬们的上蹿下跳，估计该用得招都得用上了这回。

曾几何时，自由市场经济、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这些好听而时髦的词汇，在全世界飞舞，把亚洲、拉美、东欧以及非洲的盼望美好生活的穷苦大众哄的一愣一愣的。看今朝，美国才真正给这些晚辈后进们着实的上了一课。只是国内的某些专家还在吼吼，什么埋葬这个吃掉那个，看上去胃口不小，倒不知是这次噎得太狠，还是被骗后醒悟时的丧心病狂了。

话虽然说得重了些，只是觉得我们该学习的地方很多，被骗自然是容易的事，可好在国中倒还有些明白人。美联储之购买国债，或者可以说是壮士断腕吗？危机来临，经济衰退，失业上升，明智的选择可能还是保当前，明天通胀了再说通胀的事，贬值了再说贬值的事。

有人说，这是伯南克使出了杀手锏，对于大萧条有着深入研究的美联储掌舵人应该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吧。我们得好好学习。前面经济学家们所做的2009年危机见底的预测，或许这是真的，但看看美国的动作，可能有多些怀疑了吧。大萧条从1929年至1933年是四或五年时间，这次危机从2007年算，今年进入第三年，两三年可以走出困局吗？再过两三年或者？

前天下午打印，昨天下午上交，今天下午5点截止，明天公布外审名单。

最近世界银行的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合写一篇文章，叫做《经济复苏借风G-2》，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前有G7、G8，后有G20，前两天召开的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巴西、印度、俄罗斯和中国还发表联合公报，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发言权。前面还听说过“中美国（chinamerica）”，这是第一次听到G2的概念，而这个G2指的正是中国和美国。

中国人教育孩子，常讲一对兄弟的故事：老大勤劳而节俭，老二懒惰又挥霍。父母去世后留下遗产，兄弟分家，各得一半家产。老大勤俭持家，生活日渐殷实富足，衣食不缺，积蓄丰厚；老二把自己得到的一半家产吃光喝净，却又不事生产，日子越来越难以为继。老大看见如此，毕竟手足情深，便讲好借给老二钱，维持生活，恢复生产，可谁知老二的表现比以前并无多大改观，总是信誓旦旦说情况会好转，还时常暗中威胁若不继续借钱以前所借统统不还。

如果说中国和美国是这两个兄弟，中国老大（历史悠久，呵呵），美国老二，老大生产和储蓄，老二消费和挥霍，老大借钱给老二。当遇到荒年，土地颗粒不收，日子更加难过，老大还可以凭往年的积蓄来应付，在借钱给老二可能就困难了。在这时老二为了活命，或者可以不再像原来那样懒惰，来从事些生产，不再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好好过日子。老大和老二或者可以联合起来，分工合作，一起度过这道难关。

中国的问题应急得靠投资，眼观长远一点就得把精力放在启动消费上，城市化这个题目必须坚持做好，大城市不能少，中小城市也要大力发展。美国再想维持最近十多年靠透支信用卡过日子的生活估计很困难，新吹一个泡沫出来也不容易，天佑美国可能是真的，但未必运气时时那样好。

先给大家讲个鬼故事：

曹州一农民，一日行道中，忽骤雨，闻空中人语云：敢否？俄又闻大笑声。此人行半里，见道左大柳树拔根出，掷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臀髀痕，如麦笼许。盖神拔树偃坐泥中破笑耳。

故事中说是“神”，我说是个鬼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出自元好问的《续夷坚志·鬼拔树》。

原来买过一本《纳兰词（下）》，大学毕业时竟能溢价卖出。纳兰容若曾有杏花诗云：凝粧似解登垣望，薄怒何当破笑迎。真美。

据说，宋以下，以此而论，以元、纳兰为最佳。如何？

另有清人曾异《江北道中》写道：当壚村店女，破笑却如嗔。真好。

附：纳兰容若 杏花诗 之五

一段柔情百媚生，妒它流水去无声。

凝妆似解登垣望，薄怒何当破笑迎。

绣户红云烘壁带，画梁残照泊檐旌。

曲江好在花千树，憔悴谁知浪得生？

没有钱的话，拿什么来消费？总说城乡居民收入有很大提高，但相比于GDP的增速，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收入增速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拉下一截，而农村居民比起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则“更在孙山外”。

即使有钱，都存在银行，那么还是没人消费。几十年来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一直蹭蹭的往上涨，但是为什么人们只存钱不花钱呢？是啊，每一家都有一大堆的事情需要花钱，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买房，看病，上学，养老，各处“风险”真是防不胜防。

根据我看到的一项研究，收入同样的增加100块钱的话，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会消费很少，比如穷人可能只消费其中的15元，富人可能只消费其中的20元，而处于中间的中等收入阶层则可能消费其中的40元。因此，不考虑其他因素，中等收入阶层（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可能会带来消费的增加。

在危机来临时，想靠给大家发几十几百块钱拉动多少消费，比较幼稚甚至愚笨了。居民消费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的有效妥善解决，以改变人们不断增加储蓄应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把钱从包里掏出来到商场买东西。

迈克尔·波特说，一个国家需要实现的是具有稳定消费需求的消费型社会，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而中国现在的增长方式显然不是，面临转型之艰，但这是必须过的坎。

如果说武大郎比较容易著作等身（李敖），那么个子高的人就比较容易吃天鹅肉了。可常常看到的是，个子高的人偏梦想着著作等身，武大郎又总惦记吃天鹅肉（当然，这里应该不是《水浒传》里老实巴交那个，呵呵）。

其实，人都有欲望，有人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在一些时候这句话大抵不错的，而人们的痛苦和烦恼变大多也源与此了。

《论语》中有这麽一段：

子曰：吾未见刚者。

或对曰：申枨。

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据说这就是无欲则刚这一成语的来历。

而当年左宗棠被贬戍疆，路过已被免职的林则徐家时，林曾送左一副对联（有说为郑板桥作，当为误传）：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

或许有人会问，无欲则刚，那岂不成和尚？

在谷歌里搜“和尚 欲望”所得信息第一条为雅虎知识堂有人问：和尚还有没有性的欲望？有人回答：除了太监谁都会有……要知道人也是动物，和尚也不例外.……

看后不免破笑，可是说到性欲，岂知即使太监还有“对食”一说呢。

前面有十多天不能上网，于是在“我爱南开”校园BBS里转悠，2月18日自己编的短笑话一则发在网内，今晚又去看时，发现无一回复，真是爆冷的一则笑话，呵呵。

贴在下面，再爆一回：

人少了就热烈不起来

每有演讲，开始和结束时，主持人一般会号召大家鼓掌、热烈鼓掌来欢迎或感谢演讲者。

这一天，有一个比较学术点的讲座，听者较少。

老师讲完，主持人便说：好，让我们大家用热——

然后停顿，估计看了一下，人不多，

便又改口道：让我们大家用掌声来感谢xx带来的精彩演讲。

看来，人少了就热烈不起来。

呵呵。

很长时间一直以为诸子百家时的书很重要，如四书（谁知道何为四书，请回答，呵呵）、《老子》、《周易》、《孙子兵法》等，现在也这样认为，中国读书人必须得读几本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古人写的书个别还算容易，大部却比较难的，这也正是现代的大众在《四书章句集成》与《于丹论语心得》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易懂而且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刚入大学时，曾经立志发奋读几本书，但最近登录到豆瓣采发现，如今恍然二十多年光阴逝去，所读过的书竟不到200本，而且这些读过的书大多都是最近几年才读的，看来也还没有白发奋，算是仅余的一点慰藉了，真。当然我在说读书时，不是说教科书，尽管我的这些不到200本书里面也确实包括几本，但你和我必须明了，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林语堂）。

那么，读什么书呢？当然应该读好书。我发现自己读书的喜好就在慢慢改变，而且最近还新做出一些改变的决定：

第一，金庸武侠仅余《鹿鼎记》一本未读，不准备继续，前面有同学说是遗憾，只好让它继续遗憾下去；

第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攻坚计划不再继续，截止2008年七届矛盾文学奖共计31部作品读过20本，还算不错的战绩；

第三，原来所行动或者所计划，诸如读周恩来、读鲁迅、读马克思、读胡适、读张学良、读毛泽东诗词、读邓小平、读陈寅恪、读钱锺书……搁置另议；

第三，诸子百家书还要读，但计划放长，不急在一时；

第四，新的原则确立，多读新书（一是新出版的书，二是新写就的书），少读文学书，博览；

第五，新添计划读书计划之一，英国《金融时报》暨高盛年度最佳图书奖；

第六，新添计划读书计划之二，卓越亚马逊中文网站之年度图书；

第七，新添读书计划之三，其他诸如经济、历史、社会、政治……等类好书新书，宁缺毋滥，不列。

此前读陈丹青《退步集》，其中讲到自己被东南大学邀请去百年校庆人文讲堂做演讲。他说，“人文”这样大的话题，我当不起：没有足够的常识，“人文”从何谈起？而中国当前人文的缺乏，或者不如像陈丹青所说的“常识”与“记忆”的缺失，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美术馆的缺乏。

据说，全中国目前符合国际收藏标准、陈列规范、开放制度与教育功能的美术馆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博物馆的广度、深度、类别、级别甚至还赶不上美国一所大学的美术馆。

那么，艺术只是艺术家的事吗？

杜尚说，生活就是艺术；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是，在一个缺乏启蒙和常识的社会，人们只能处在艺术的蒙昧状态，不能够欣赏艺术，鉴赏艺术品。如果是这样，怎能妄想出来伟大的艺术家？

说实话，我在这里说这些简直是在奢谈艺术，我到现在也只进过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而已，花去15元。听说现在各省的博物馆都已经免费开放，绝对的好事情，但是学校有没有组织同学去参观浏览呢，特别是针对中小学生。艺术，也要从娃娃抓起。而且，我们应该形成“奢谈艺术”的风气和氛围，提高对于艺术的认识，培养对于艺术的兴趣，进而提高对于艺术的鉴赏力。

网上看到消息，2009年3月14日-6月21日美国芝加哥当代美术馆举办布克敏斯特·富勒的展览，主题即“从宇 宙出发”。富勒是美国的哲学家和建筑师，曾提出“最少的资源，惠及最多数人”这一著名理念。什么时候，我们城市的美术馆也能举行这样世界级的展览，即是暂时不能，拿中国自己的艺术家的作品先来展出展出也可以啊。

网上传闻五一长假又要回来了，当然网上吆喝的事情未必作准，比如最近几天个税起征点调还是不调的消息。不过这里还是要讨论一下五一将要回来的问题，记得去年才新添清明、端午、中秋三个节日，同时五一长假变短。这才刚过一年，如果再改回去，真是所谓的朝令夕改。不关“
朝令夕改”吗？我看不见得啊。

原先的改动是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教授煽起，而且终于让他搞成。蔡继明本来也是南开经研所的老师，后来出走京城，还真闯出一片事业，现在已是全国政协委员，某民主党派中央常委，厉害啊厉害。考研时读的微观宏观书其中四本的主编都有蔡继明教授，07年南开经研所80周年所庆他也来了，演讲起来慷慨激昂。而且此前听老师们说笑话，蔡教授现在正在研究如何把十一长假也变短。呵呵。

如果以民意的名义，五一长假又回来，听上去仿佛很合理的话。我倒是很怀疑原来取消五一长假的民意基础在哪里。经济危机之下，五一长假回来的理由如果是拉动内需的话，细心分析起来倒也未必讲得通。五一十一长假确实能拉动那几天的消费，旅游景点到处人头攒动，火车汽车飞机也都塞满人。但当从较长一点时间比如半年或者一年来看时，消费就未必增加。

收入是有限的，一般人们进行消费都会从自己的支出能力来考虑，兜里没钱再多十个长假需求也拉动不起来。而且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买房还贷都需要钱，人们的钱都揣在兜里、藏在家里、存在银行或者投资股市，即使五一回来估计也不会增加多少消费。真正要让人们消费增加，还得减少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支出的担心，面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攒钱养老的人估计总得多攒下几个子儿吧。

当然危机在前，有的地方如杭州、成都、台湾等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给居民撒钱，一人派送一个红包，大家花吧，消费就增加了。这其实不是好办法，懒人才会这么做，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凭这种招数估计要度过难关也不好办。稳定就业，扩大就业，减少失业，扶住危困，在这时候可能是更重要的。说2009最大的危机是就业，不错。

高玉伟

狼终于会来到的，该它登上历史舞台时，从不让大家失望，或者不让大家轻易忘记。通货紧缩，我们兜里的钱更加值钱了，但这未必是值得高兴的好事。为什么呢？东西便宜了，怎么还不是好事情？

最关键的，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至少都有着双重角色甚至多重角色。一般开始将经济学，你作为消费者和你作为生产者是分开讲解的，但是在实际中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二合一。

记得原来读杨小凯那本比较简单一点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那里面会比较着重的强调这一点，即你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通货紧缩时，你作为消费买东西可能会少花钱，但同时你作为生产者或者劳动者挣到的钱可能也会变少了，甚至还拿不到钱了。

为什么呢？

在通货紧缩时，各种商品的价格在下降，会导致那些比较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败下阵来，或者缩减生产规模，或者直接退出市场。在这时候，作为生产者，可能要面临降薪、强制休假，甚至直接下岗失业。

多么不好玩的事情，可我们偏偏赶上，经济增速在下降时，偏又逢上通货紧缩，叫做屋漏偏逢连阴雨，是了。走出去很难，或者靠运气，或者从通缩走到另一端通胀，通胀时或者还是低增长。有什么好办法呢？好像经济学还没能太明白得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