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伟

还是从奥运说起，北京奥运会上的菲尔普斯是个不世出的天才，考虑到八块金牌在相当密集的赛程安排下取得，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菲尔普斯是当今世界泳坛最出色的全能型选手，相信对于这一点不会有人有太多怀疑。中国队的杨威和美国队的柳金，分别在北京奥运会男子、女子体操全能比赛中斩获金牌，他们也不愧当今世界体操领域最顶级的全能选手。

本周三上午，听李长英老师讲微观经济学，他说道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对无论什么问题都发表评论，好像什么都懂，不愧是全能选手，现在中国可能需要这样的全能经济学家。

比如最近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南开几乎每隔几天就有牛人作讲座讨论这一问题（当然，有的不是搞经济学的，不是“经济学家”）。到现在我先后听了数场，列在下面：

1. 艾跃进，南开军事学教授，讲座题目为“后奥运时代的世界与中国——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不是专门讲金融危机的，在分析国际形势中的两大问题（另一个是俄格冲突）时讲到。

2. 李山泉，奥本海默基金副总裁，讲座题目为“对话华尔街传奇人物——美国当前金融危机和你的未来”，来自华尔街的人讲发生在华尔街的故事。

3. 陈宗胜，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南开经济研究所教授，主管天津市金融，讲座题目“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及特征”。

4. 龚刚，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讲座题目“金融海啸……”。

与此同时，还听了两场学术讲座，跟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关系，比上面的大众普及教育式的讲座更严肃一些。一场是来自台湾的胡春田教授讲国际金融，其中讲到一篇菲利普·阿吉翁的论文，题目是“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危机的一个简单模型”；另一场是来自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秦承忠教授讲他的论文，“寡头垄断中稳定交叉持股的一个网络方法”。

戴金平教授在货币金融学课上，说道从天津机场打的碰到的司机师傅都在讲金融危机，而且还头头是道，认为因为金融危机，坐飞机的人少了，而且坐飞机的一些还去坐公交车了，结果现在拉到的客人都少了，三个小时才等到戴金平教授这单生意。

下个月2日和8日又有两场有关金融危机的讲座，分别是肇越（CQF首席分析师，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后）和谢弘（英国Brunel Uni Carisma中心研究员）在经济学院讲，腾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所长、首席经济师）在商学院讲。

高玉伟

今年暑假没回家，一直在学校坚持看奥运会，中国队获得51块金牌的比赛大部分都看过了。因为热爱足球，因为一直关注中国足球，时隔二十年第二次进入奥运会的中国国奥队的三场比赛当然也不会放过。小伙子们和队中的老大哥的表演实在差劲，这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其实，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对这支队伍和这支队伍中的球员保持持续的关注和给长的期许，在这一过程中有惊喜也有遗憾。

引起我对这支队伍关注的是2004年的法国土伦杯比赛，在与巴西队争夺三四名的决赛中，毛剑卿“这么一挑”，抽射，球入死角，最后中国队1：0战胜巴西夺得第三名。后来，2005年的东亚四强赛、东亚运动会、世青赛，2006年的土伦杯、亚运会，2007年的土伦杯、香港贺岁杯等一系列比赛。不可否认，这支队伍曾经踢出过一些有激情、有血性的比赛，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中国青年足球队一直以来的宿命，而我曾经满怀期待却亲眼见证了希望消逝的过程。

国奥在奥运会上的糟糕表现，引起网络上的一片骂声的同时，已经习惯了经历失败的中国球迷们想到了新的娱乐方式，然后到处都是有关国奥的笑话（文末附一则“南拳北腿”）。在浏览这些笑话时，发现这么一条，其中一个：

甲：听说你哥在国家队踢球？

乙:你哥才在国家队踢球呢！你全家都在国家队踢球！！

据说，经济学家在美国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受人尊敬，因为胡乱说话、妄加评论、不懂装懂的经济学家比较少。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名声好像是不太好的，记得在西安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张宇讲座时，主持人介绍张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开玩笑说现在经济学家是骂人的话。由此附会以下对话一则：

甲：听说你哥是经济学家？

乙：你哥才是经济学家呢！你全家都是经济学家！！

呵呵，纯属笑谈。不然，在中国，经济学家的门槛这么低，这次可能得罪人不少。好在经济学家一般很忙，估计也没时间来看我的评论。如果不幸有经济学家闯进来，看到如此不利的言论，……呵呵。

南拳北腿

话说奥运会国奥惨败而归，国内舆论大哗，传言因赌球赔了钱，某B社会团伙要杀害国奥全体成员。

本来胆子就小的谭望嵩尤其害怕，于是想了个主意把自己装扮成金发美女逃离酒店，他看到街边一个老丐婆，就给了她100元：“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丐婆连头都没抬：“谭望嵩。”

谭大惊，急忙跑回酒店，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黑发老太太，回来再次给了老丐婆100元：“知道我是谁吗？”“谭望嵩呀！”老丐婆仍然一下子就说出了答案。

望嵩这次是真的感到恐惧了，他又拿出1000元，对老丐婆说：“你如果告诉我，你怎么看出来的，这钱都是你的。”老丐婆懒懒的抬起头，接过钱低声说道：“嘘！小声点，我是郑智。”

高玉伟

今天《纽约时报》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消费者身临下一场危机：信用卡》。经历了十多年潇洒刷卡尽情消费的美国消费者，先是看到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保险和房贷等金融机构先后陷入危机，然而苦日子很快就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美国信用卡机构已经大幅缩减信用卡的发行，同时减少信用卡的信贷额度，即使是一些信用记录良好的消费者也受到影响。

其实，不爽的日子可能已经来到很久了。同样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自从今年5月以来，美国的就业率就一直在上升，家庭购买力受到通货膨胀侵蚀，经过价格调整的消费支出也经历着持续的下降。到8月，消费者获得的信贷自1998年以来出现了首次下降，下降数额达到79亿美元，这是美国消费信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最大幅度的月度下降。

先是次债危机，现在则是信用卡危机，有什么不同呢？从前者到后者，我们看到的是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从金融领域逐渐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欧美经济都面临很大的衰退风险，而这一风险对于那些严重依赖出口的的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必须正面坏消息，中国也一样。信用卡危机来临，消费者没钱消费，从零售商到生产厂商原本因为金融系统货币市场冻结引起的流动性紧缺更加严重，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通用和卡莱斯勒都已陷入经营资金严重缺乏的窘境，两家公司正在进行谈判试图进行合并或者从美国政府得到援助。

美国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过惯了借钱消费的日子，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则一再的惯着孩子。欧洲、日本和中国在借钱给美国这一点上可能算是“大爷”，但当惯坏了的孩子终于惹上天大的麻烦，在全球化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欧洲、日本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如果市场上的投资者还不是太笨的话，近期欧元对美元的持续贬值（见文末图，来自郭凯经济笔记2008年10月27日图五）表明欧洲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比美国更大，或者欧洲应对危机的前景比美国更加不容乐观。日本此前一直被外界认为是阻止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坚强堡垒，但是日本经济在第二季度即已出现负增长，现在的预测表明第三季度可能仍然是负增长，而一般将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定义为衰退。

中国现在的情况较好，但决不可以掉以轻心，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别忘了我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借钱给美国来买我们的商品，我们在惯坏美国这件事业中也出力不少，使美国得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维持低储蓄高消费的日子。当然，我们因此取得了骄人的增长业绩，为了这么多年的隐忍、勤劳不付诸东流，必须想方设法来应对这场危机，中国人民这么长时间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不容易啊。

对了，扩大内需是比较取得共识的应对策略，如何扩大内需则必须尽快作出科学决策，前几日新闻中提到的2万亿铁路投资计划可能是考虑之一。其实，十年前我们在应对东亚金融危机时就提出过培育内需、扩大内需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不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但在此过程中应该说主要还是靠投资，消费需求并没有真正启动起来。在通货膨胀仍可能面临反复的情况下，如何启动消费需求特别是还有广阔空间的农村消费需求必须予以重视。

（点击放大，来自郭凯经济笔记2008年10月27日图五）

高玉伟

今天学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模型，看到上学期宏观经济学课上见过的一幅图，感觉很有意思，放在下面。图的横轴表示人均资本，纵轴表示人均消费，在两条粗黑线的交点E处，经济增长达到稳定状态或者均衡，从西南和东北指向E点的两条线即“稳定分支”是经济可以移向稳定状态的唯一途径，又称作“黄砖小路”。

整个第一象限被两条粗黑线分成四个区域，“黄砖小路”之外的点都不能达到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比如，在西北区域，最终递增的人均消费报随者最终递减的人均资本；在东南区域，最终递增的人均资本伴随最终递减的人均消费；东北区域和西南区域，情况更复杂一些，均经历两个阶段，但最终都归结为（递增的人均消费，递减的人均资本）（“黄砖小路”的左侧）和（递增的人均资本，递减的人均消费）（“黄砖小路”的右侧）。

位于西北区域或者“黄砖小路”左侧的情形，表明该经济经历着递增的过度放纵，最终导致资本枯竭；位于东南区域或者“黄砖小路”右侧的情形，表明该经济累进的勒紧腰带，最终达到极度饥饿；而位于“黄砖小路”西南段的情形，表明该经济正“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都在增加，与之相反，位于“黄砖小路”东北段的情形，表明该经济正经历着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的同时减少，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显然，“黄砖小路”之外情形都不是可行的长期选择，这种经济也是不可持续的。

下面提出几个有意思的判断：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出现长期停滞、人们难以温饱的中国可能处在东南区域或者“黄砖小路”右侧；最近十多年经历消费狂潮、现在正发生危机的美国处在西北区域或者“黄砖小路”左侧；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中国可能处在“黄砖小路”的西南段上。

结论：30年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下难以为继的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剧地情况下，美国也必须改变高消费低积累这一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狂潮面临终结，而现在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国在欧美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外需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的情况下，也必须谨慎采取形应对策，尽量保持继续在“黄砖小路”上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点击放大）

高玉伟

周三上午，听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秦承忠教授讲他的一篇正在写的论文，利用网络方法研究寡头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现象的，提出了一个新的均衡概念，叫做paiwise stability。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论文得出结论说，在寡头公司之间存在交叉持股的情况下，那么当达到均衡时，如果一开始是两个公司，那么垄断会是最终的均衡结果；如果一开始是三个公司，那么会存在多种均衡结果，比如垄断、双寡头或者三寡头等；如果一开始存在三个或更多的公司，那么垄断或者古诺均衡二者之一会是最终的结果。

今天晚上，《财经》走进南开，我也有幸听到世界银行东亚地区民营经济发展部的首席专家张春霖先生的讲座，题目是“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三十年”。张先生认为，国企改革到今天来看基本上是成功的，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的效率得到了的提高，而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和职工安置问题。此外，张先生还对国有企也是如何进行改革的以及国企改革的未来如何等问题进行了讲解。

在“私有化的逻辑”一文中，提到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以私有化推动经济转型》，而今天张春霖先生讲的是，“不能采取全面快速私有化的战略”，二者之间仅仅是私有化全部与局部、快速与缓慢的区别吗？

人们常常会因为喜欢某件事情而认为反对这件事情的意见就是错误的，或者因为不喜欢某件事情而认为反对这种事情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这可能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偏见”。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件事情，可能跟一个人家庭的背景、成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个人的经历以及社会的通例等有关，比如说在家境相对贫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加之受到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教育，可能对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不喜欢或者更加厌恶。

而在现实中，看到原来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之后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溢，而很多人相对的生活因预期的大额教育、医疗支出却变得更加紧张时，不免将私有化和贫富差距直接划等号，或者认为私有化直接导致了贫富悬殊，因而对私有化持怀疑、反对和抵制的态度。

不可否认，在私有化之后，国有企业的效率会得到提高，但关键是在国企改革和推进私有化时，必须如何处理好既得利益与待安置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职工安置过程中出现职工利益遭受巨大侵害。

不管怎样你不喜欢私有化，历史和实际的经验都证明，对于一切行业和领域都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对于效率的损害是巨大的，而且也难以达到真正公平。对于经济生活的全部都实行私有化也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存在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场合，需要政府进行严格监管或者直接组织生产。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在现在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我在这里讨论私有化，西方各国为了应对眼下的金融危机，却正对一些金融机构实行注资和部分的国有化，网上看到了一些如“金融社会主义”的字眼，楼下南开哲学研习会贴出“金融海啸与马克思的……”。

高玉伟

当银行面临失败，政府或者为其提供流动性，比如注资，或者为其债务提供担保。在历经一年有余，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中，从美国到欧洲，各国政府正是这么做的：一系列的金援、注资、国有化方案相继出台，一些流动性吃紧经营难以为继的金融机构也得以继续生存。

不幸者如雷曼兄弟却只能申请破产保护，尝到了自己追求高利润下高风险爆发的恶果，倒掉时在任的雷曼兄弟CEO理查德·富尔德可能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苦苦思索为什么轮到我时却得不到政府的拯救。

注意到美国政府在通过金融援助方案过程中的波折，百位经济学家联合署名反对金融救援计划，民众对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助华尔街的大款们的质疑，我们或者可以对为什么雷曼兄弟悲惨遭遇有些许的了解。

当然，反对政府救市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救市是为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人买单，容易导致道德风险，这种对错误行为的纵容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错误的激励，引起下一次危机的轻易到来；第二，对于那些资不抵债，面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救援，可能进一步减少总的流动性，致使原本具有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同样陷入破产境地，使得流动性进一步降低，最后整个金融体系都面临失败。

眼下的情况是，不管反对政府救市的理由多么充分，各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动荡面前都早已按捺不住，数以万亿计的美元流动性将注入各国金融体系，以缓解当前的流动性危机。给定政府救援行动已经开展，给定政府掌握的有限资源，通常来说，人们想到的救市的自然顺序是首先救助那些境况最差的金融机构，但这样的救市策略由于以上提及的第二条理由并不能带来理想的结果。

现在美国对于金融机构的救援应该是大小好坏通吃，即对于规模大的小的、情况好的坏的统统实施救援，前后总计万亿美元的救援方案貌似规模巨大，但在洒向各种金融机构后，却给人一种是不是“杯水车薪”的担忧。美国原本就有巨大的财政赤字，如此规模的救援如何进行筹资，征税、发债或者加印美元？

美元最近走势向上，在自美国华尔街起的金融危机的阴霾弥漫全球之时，何以又复坚挺，不知高人们对此有何评论？美元增发的可能是不是会不断增大，在今后一短时间其走势如何，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怎样应对？这些问题，希望能看到好的见解。

高玉伟

断断续续，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今晚终于将自2006年1月始至今的郭凯经济笔记读完了。希望郭凯博士能坚持写下去，我也能坚持读下去。下面从郭凯经济笔记中摘录一些有趣的片段，以飨读者：

1、

问题：什么是全球化的真正定义？

回答：戴安娜王妃之死。

问题：何出此言？

回答：一个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在一个法国隧道里发生了车祸，车是装着荷兰引擎的德国车，司机是一个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人。他们当时被骑着日本摩托的意大利狗仔队追逐，手术是美国医生做的，用的是巴西的药！这些消息是一个德国人传出来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他是从日本人那里偷来的。现在，你可能正在用某一台克隆IBM的机器读这些东西，这些机器里使用的是台湾造的芯片，韩国人造的显示器，在一个新加坡的工厂里由孟加拉工人组装，由印度人驾驶的卡车运输，中间被印尼人劫持了，由硅谷的码头工人卸下来，然后让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开车运送，最后终于卖给了你。

2、

张五常那天的讲话是从科学方法论开始的：科学的理论是那些可以被证明是错误，但是尚未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换句话说：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科学理论，也不存在永恒的真理。一件事情如果永远不会错，那就一定不是科学理论。如果不听懂这一段，下面的话我相信都是白讲。

然后他提出了这个Law of Demand。注意这个用词，是Law of Demand，这是一个定律，这时一个法则，不是一个从一些假设中推出来的结论和定理，而是一切结论的逻辑起点。这就是张五常理解的经济学的公理体系，它不依赖那些我们见惯了的那些关于效用函数的假设-我们习惯了的需求曲线是从另外一套公理体系里推出来的，在张五常的语境里，需求曲线不是推出来的，而是就是那样的。我的理解是：按照张五常对经济学的理解，如果在某一个理论推出了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那这个理论的全部假设在现实中一定是不能全部被满足的。（简单的说吧，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这个理论的结论时阿基米德可以撬起地球，这个理论的前提是他有一个支点。因为阿基米德的前提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所以阿基米德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你不喜欢阿基米德，就看《第一次亲密接触》吧：“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我有一千万吗？没有。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我也没办法飞。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

3、

要油荒还是要涨价，这是一道选择题。这件事的后果是，油荒会伤害一部分人，涨价会伤害另外一部分人。所以，这个选择题真正要选择的是：你是准备伤害这一部分人，还是准备伤害那一部分人。说到底，国际油价暴涨对一个石油进口国而言就是坏消息，总得有人承担损失，不是这部分人，就是那部分人。

我知道，我们国家的习惯是不动价格，而是人为的来操控数量。缺电的时候不是提电价，而是拉闸限电。流动性过剩，不喜欢动利率，而喜欢直接让银行不要放贷款或者提高准备金率。热钱涌入太多，不去动汇率，却出台各种措施“指导”或“限制”外资流入。国际油价涨了，我们让人们在加油站排队，却不提油价。

我不知道排队等油为什么一定比多花钱好，断电一定比多花电费好，贷不到款比多付利息好，但这就是我们的政策选择。

4、

爬山的时候，我说，读博士就像是爬山，爬的时候累得很多次就想干脆放弃算了，到了山顶，才觉得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也许不光是读博士吧，整个人生的奋斗过程大概也是如此。

5、

《纽约时报》，克鲁格曼说：美国人靠倒卖彼此的住房过活，用从中国接来的钱付帐，这看上去不像是一种可以维持下去的生活模式。

6、

几个星期前，我看到著名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07年三月/四月号)上的一个标题“经费不足的五角大楼”(The Underfunded Pentagon)。我非常有兴趣，但是当我看到文章的作者时，吃了一惊。作者是哈佛经济系的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他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主席，里根总统任上曾当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当时是因为公开批评里根的赤字而和里根决裂然后离开白宫的。

费尔德斯坦认为五角大楼经费不足的理由简单到根本不需要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个话：美国正在两种威胁下存在着－传统的威胁，主要是俄国和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及新的威胁，主要是国际恐怖主义。基于此，美国目前一年达到5500亿美元的支出仍然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军事支出。他当然做了一点简单的算术来计算为什么逐步将军事支出由目前GDP的4%提高到6％并不需要增加税收。但通篇看来，这是一个政治宣言：美国需要在新的世纪需要更强悍的军事实力。

我起初看到这些论断的时候是有点吃惊的。我上过费尔德斯坦的公共财政课，他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保守主义者：小政府，减税，私有化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典型的供给学派。他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论述为什么应该私有化养老保险和如何私有化养老保险。政府支出，对他而言从来都是太多而不是太少，他批评他老板里根的事情也是这种信念的一个注脚。所以，我一开始是很吃惊他会觉得依然很恐怖的军事支出还是太低了。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并不矛盾。他不仅是一个经济保守主义者，更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政治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支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这篇文章，显然是一篇宣扬意识形态的文章。这当然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年来费尔德斯坦一直在极度努力的推动经济学界对国家安全的研究。

与费尔德斯坦的保守主义相映成趣的就是克鲁格曼，这个他那一代里最杰出的国际贸易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几乎已经完全被意识形态充斥了：无论他如何雄辩，他的观点已经有了深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烙印：最差的民主党也好过最好的共和党。只要是共和党支持的，就是错的。只要是共和党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

费尔德斯坦和克鲁格曼都得过克拉克奖－美国经济学会每两年挑选一位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颁发，他们也都是坊间流传的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这些都表明他们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研究是得到同行认可和高度评价的。可是他们也有如此意识形态的一面，不知道是反映了人类的局限，还是反映了政治社会问题的复杂：不可以把社会当作一个机器，以为用科学的办法就能对付。

7、

我有一次参加了在杜维民先生家的一个聚会，来的人都是参加哈佛的费正清中心成立五十年庆的的人士，主要是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们，还有唯一的一位经济学家林毅夫，我是跟着林老师混进去的。

晚饭之后，一人拿着一杯红酒，坐在客厅里，壁炉里烧着火。我在想：这下可以见识大师们是如何谈古论今的了。但事情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整个聊天的核心内容就是“八卦”。当然，他们八卦的都是他们认识的人，他们认识的人也很有名，很多也都是成名的大家。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八卦和我们这些人平时坐在一起的八卦没有任何不同之处。自那以后，我就很愤青的一直坚持认为：八卦是人的本性。

8、

虽然是道听途说，但却是绝对可靠的。以前觉得要知道学术前沿在哪里就必须读最新的学术杂志，后来发现即使是最新发表的文章也已经至少有两年左右的年龄了，于是觉得学术前沿应该是那些尚未发表的工作论文，但后来发现最新的工作论文一般也有半年左右的年龄，现在我对学术前沿的理解是那些相当可靠的“道听途说”

9、

见到了林毅夫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谈到浮躁，林老师的告诫是：要有大视野，大志向，这样才有大事业。当然，这不是原话，这是我从原话中体会出来的。在一个满地找钱的社会里，大视野和大志向，难啊。

高玉伟

十七届三中全召开之前，胡锦涛总书记到安徽小岗村视察，强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我在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小岗村负责人的连线节目时，其中一个负责人说到自己对胡总书记说的一番话，大意就是“可不可以让农产品价格再提高一些，让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降低一些”，胡总书记听完之后笑了笑。

为什么这位负责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这说明，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关系固然重要，但价格同样重要。

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三农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太低，收入增长太慢。要提高农民收入，除了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城镇就业之外，还必须考虑那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收入主要来自农产品销售的广大农民如何提高收入的问题。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并不必然意味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户就能从农产品售卖中得到足够收益，三农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如果农产品价格没有上涨甚至出现下降，或者务农农户没能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全部或足够收益（考虑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出现更大程度上涨（这可能正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情况），提高农民收入就成了一句空话。

经济学上讲的利润（或者净收益）都是总收益减去总成本，无论个人、家庭还是企业，只要从一项经济活动中得到的总收益扣除投入该项活动的总成本的余额足够大，该经济活动就会发生，并且经济主体的状况得到改善。到了务农的农户这里，道理是一样的，“让农产品价格再提高一些，让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降低一些”，这就是务农农户的经济学。

在考虑推进农村改革、解决三农问题时，土地承包关系只是一个方面，而价格问题是另一个方面。给定中国政府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政府在进行政策制定、产业规划时，要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也该考虑价格这一农民的经济学问题了。价格问题重要，并不是要求政府来直接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而是考虑如何在价格向着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向上产生积极的影响。

高玉伟

宋代及其以前的中国在很长的时间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在新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前，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勤劳勇敢的广大人民也没有吃饱过肚子，历史上时常发生的饥荒、饿死人以至“人吃人”的事例可作明证。我们一个饿了几千年的民族（当然，考虑到非洲等落后国家的现状。可以说整个人类直到现在仍处在饥饿中），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极度敏感和关注从这个角度也可得到一定的理解了，。

给定现在的科技发展水平，粮食是要在耕地上生产出来的，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城市化加快了土地占用和耕地减少的步伐，人们对于粮食安全的考虑自然转移到对于耕地保有量的关注上来。官方对于坚守18亿亩耕地这一“红线”作出强硬表态，为严格土地管理实行耕地保护的“省长负责制”，具体做法就是：每年分配给各省一定的农地转用指标，然后按照该省全年实际占用的耕地考核。如果实际占用耕地超出年度耕地占用指标，就要相应扣减下一年的耕地占用指标，同时“问责”该省省长。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

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如此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其效果怎样呢？各地违法违规征用土地、超出原定规划多占耕地以及因征地侵犯农户权益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仍然屡见不鲜，中国向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啊！很快什么“分拆征地”、“以租代征”等各种形式的占用耕地花样不断出现，中央尽管对此进行了清查土地违法的“百日行动”，但是相信“按下葫芦起来瓢”，这种行政性“严打式”保护耕地的方法成本太大（还可能出现新的寻租机会和腐败问题），成效有限，必须从根本上考虑问题的解决方案。

首先，粮食安全问题到底有多严峻，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是不是只能自给自足或者自己生产大部分。从经济上来看，土地从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收益应该是会增加的。因此，如果有更多的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尽管粮食产出可能会减少，但总的来看经济的产出将增加。这样，如果我们国内生产的粮食不足的话，我们增大了的产出将保证我们有能力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这时候要考虑的是，到时会不会买不到粮食，或者遭遇粮食禁运的可能性有多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情况下）。

手里有钱，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怕买不到粮食的，给钱的话没有理由认为不会有人来生产粮食。当然，粮食价格在此时会面临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如果计算表明我们从国际上购买粮食的话费超过将国内耕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所带来的收益时，这时才应该考虑让耕地保有量，由我们自己国家的农民来生产的问题。

陈锡文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到：

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地矛盾突出。要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给，没有足够的土地不行。我们算过账，近年来中国进口的各种农产品，包括大豆、植物油、棉花等，差不多等于在国外用了5亿亩农作物播种面积。而仅靠国内目前人均1.38亩的耕地水平，不可能满足所有的农产品需求。

中国城市化的加速进行对于土地地还将提出更多的要求，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几亿农民走向现代化也必然意味着耕地还将继续减少，因此，要想保住现在18亿亩耕地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能守住现在的这条“红线”，中国耕地的自给自足可能也早已不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粮食或者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了。

最后，粮食安全问题或者耕地保护的问题，说到底都是土地由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所产生利益的分配问题，当前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实都是农民在不良官吏或者官商勾结进行压迫剥夺的结果。真正保证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这可能才是解决粮食问题和土地问题所应该的最根本出发点。

高玉伟

经济学界不乏天才，当然这是指全世界来说的，中国的经济学“天才”们离经济学的世界级水平相必还相差很远。不记得原来在那里看到过，据说阿罗在将经济问题转化为用数理形式来表达在经济学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经济学的直觉以及将数学运用于经济学可以说已臻化境（夸张了点，呵呵）。

最近读郭凯博士的经济学博客文章，了解到一个哈佛大学教授Ed Glaeser的天才表现和另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John List的天才研究（一下两段文字分别来自郭凯的两篇博客文章）：

1、Ed Glaeser

在我一年级的某个晚上，他（Ed Glaeser）把我们这些学生叫去，说要教我们做模型。在经济系三楼的会议室里，只见他左手拎着6罐无糖可乐，右手抓着半块匹撒，面前还摆着半盒。说：你们有什么问题，觉得有趣，但又不知道如何写模型，问吧。第一个发问的是Robby Akerlof，没错，就是那个得了诺贝尔奖的George Akerlof的儿子。问题是：为什么有的饭店提供免费咖啡，有的饭店咖啡却是收费的？只见Ed Glaeser在黑板上，霹雳哗啦就搞定一个模型，具体是什么我全忘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人会去教堂？又是三下五除二，一个模型很快就被搞定。在之后的一个小时里，Ed Glaeser喝光了6罐可乐，搞完了那半盒匹撒，顺便做了四五个模型。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靠技术吃饭的人，他脑子里全都是经济学，只是在用数学表达经济学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受障碍了。

有时候我在想，像Ed Glaeser这样的人做经济学，也许有点太可惜了。

2、Sex and Gender

John List的讲座里有一点很有趣的东西。他说Gender和Sex不是一样的东西，在中文里这两样都翻译成性别。当时，坐在下面的众多哈佛教授们都不明白这两个究竟有什么区别，替他们问出这句话的是曼昆：Sex和Gender有什么不同吗？我受过社会学家们的一点熏陶，所以我对于John List给出的社会学回答没有感到太吃惊：Sex是你物理上的性别，而Gender是你把自己当作什么性别或者社会把你当作什么性别，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东西。接下来，他就介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区别Sex和Gender。

他说，在很多实验中都发现，男性更倾向于参与竞争。比如说，让人往一个筐里面扔球，事实证明男女命中的比例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男女在这件事情的能力上不存在差异。但是，如果让被研究的对象做下面的两个选择：1.扔十个球，每扔中一个球，给1美元。2.你会随机的和一个对手配对，你十个球中命中的如果比对手多，那么你命中的每个球都给你5美元。结果女性大多选择了第一个，而男性更多的选择了第二个。从这个证据看来，男性似乎更喜欢竞争。

但上面的情形很可能不是因为你的Sex是男性，而是因为你的Gender是男性。于是John List就进行了下面的事情，他跑到坦桑尼亚的一个父系社会的部落中，以及一个印度东部的母系社会的部落中，同时做了上面的实验。其结果是在坦桑尼亚的部落里更多的男人选择了竞争，而在印度的部落里更多的女人选择了竞争。因此，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观察到男性更加喜欢竞争不是因为他们的物理性别，而是因为他们社会建构出来的性别。否则的话，我们不应该在印度的部落中观察到更多的女人选择了竞争，因为在一个母系社会里，女性就是社会意义上的男性。

这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 

高玉伟

昨天晚上去陈宗胜家，聊了40分钟左右，回来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祝贺保罗·克鲁格曼。

前两天在人大经济论坛做出过赌注，人大专门开辟了一个赌场，大家拿论坛币下注，可以猜三个人，部分猜中获三倍赌注论坛币，全部猜中获10倍赌注论坛币，不中则扣掉1/10。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非常激励大家参与赌注的方案。我共有601币，下注300，猜了自认为一定能得5倍赌注即1500币：马丁·费尔德斯坦，罗伯特·巴罗，托马斯·萨金特。结果我输了，输掉30论坛币，呵呵。

新浪网上的报道这回很失水准，说什么“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克鲁格曼仍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直青睐的自由经济学派代表。他的夺标，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学派的胜利”。但郭凯博士写道，“克鲁格曼是个学术界都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对政府干预的热爱在经济学家的左派中都属于出类拔萃的，他确实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但把他写成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那这个世界上大概就没有左派了。”

尽管欧洲、美国股市都出现了转机，甚至个别股指还是历史最大涨幅，但金融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全球。在这样的背景下，克鲁格曼得奖，再加上各国政府纷纷启动救市方案，就是一向标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其财政部也在考虑直接向银行注资，金融业机构不同程度的国有化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看来再多难免。

危机之后怎样？

此次危机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呢？对于投资银行模式、金融业经营策略、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无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13日、14日两天美国股市大涨是否预示着危机已经到底，世界将逐渐从危机中走出或者会陷入长期衰退，还是一个未知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经济学中出现了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学派在战后兴起，这次危机也为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问题和和新材料，经济学会因此产生什么新的理论成果也值得期待。

高玉伟

昨天晚上听奥本海默基金副总裁李山泉先生讲美国当前次贷问题，这是上周听得第三场讲到当前金融危机的讲座，另外两场分别是：南开大学军事学教授艾跃进讲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时国际部分的一大内容；南开大学柳欣教授和欧亚仑副教授讲次贷危机，主场去得较晚，只听了最后30分钟的答问。

刚刚所说的前两场讲座都甚为火爆，艾跃进教授的讲座在主楼小礼堂进行，讲台上下、过道都坐满了人；昨天晚上李山泉先生的讲座在商学院大小报告厅进行，因为人太多，小礼堂内开的同传。

在此之前，在西安曾经经历过两次火爆的讲座场面：一次是第一次听陈忠实（《白鹿原》作者）的讲座，去的时候也已经没座位了，站着听了两个多小时，记得那时大阶梯教室里的过道也站满了人；另一次是听西北大学李刚教授讲“三个代表”，它是我在西北大学四年见到的讲课最好的老师，那次讲座听众好像没有陈忠实讲座的多，但李老师演讲期间掌声、笑声不断，场面甚为热烈。

好了，现在转到正题上来，李山泉先生讲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将长期1%的低利息率作为危机演化的其中一个起点。但当我们追问为什么会有1%的低利息率时，就会看到另一场危机，即2000年后美国“网络股”泡沫或者高科技泡沫的破灭，以及911事件。在2001年前后的这场危机来临时，美国经济就面临很大衰退发生的可能，但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降低利息率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且保持了很长时间，由此抓住了房地产这根救命稻草，继续的制造泡沫、延续新经济并逐渐走向今天的这场危机。

我们看到，迟到的这场危机是来得更猛烈了，而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看到世界如何能够妥善应对，从而以尽量小的损失渡过这场危机。

高玉伟

生活了会出现一些似曾发生的情形，让人不觉就会想起从前。周二下午听过国经所所长戴金平教授的《货币金融学》的第一次课，感觉还不错。周四上午想到还有戴这学期还有一门课，就给同学发短信问“昨天下午的《国际金融课》去上了没，在哪个教室”，结果同学回复“课是今天下午的”。

由此记起：

在西安上大二时，一个周五下午近晚时分，给同学打电话想邀请她看“今晚的电影——《辛德勒名单》”，结果同学会答有事而遭拒，后面自然也没有兴致一个人去看电影了。晚上回到宿舍，问同学今晚的电影怎样，人多不，才知道《辛德勒名单》是在昨天晚上放映。我当时还跟同学说，怎么会，我明明看到外面黑板上写到……

当时刚发现自己错误时也是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现在想来倒觉好笑，还是不错的回忆。有找到事后写的几句消遣的文字，贴在这里，看有什么朋友幸运或者不幸的看到：

待飞鸿

心若无物

滋味尝得几许

亟盼佳人倾城笑

此心堪历寒暑

名单趣

相思苦

痴狂憔悴只为女

伊应有语

知意切情真

烦恼为我

踟蹰间来去

时间逝去总是很快，此事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余了，可是仍然没看过《辛德勒名单》，后面有时间下载来看一下，在周四或者周五的晚上，一个人……

高玉伟

在“增长的共识”一文中，提到“中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下面就举一个下午去听胡春田老师的《国际金融课》听来的有趣例子说明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

胡春田老师讲到写畅销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学家曼昆的趣事，说曼昆是个大帅哥，身高1米9以上，长得白白净净。曼昆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崇拜两个人物，一个是凯恩斯，另一个是托宾。同时，曼昆还喜欢养狗，养了两条狗，就给它们起名“凯恩斯”、“托宾”。呵呵。

另外，胡老师还讲到现在还呆在台湾监狱里的一位老兄，当年老是骂政府、骂民进党、骂阿扁。此公也养了一群小动物，将一条狗起名为“阿扁”，还专门跑到总统府门前遛狗，边遛边喊，如“阿扁、阿扁，回来”什么的。

故事很简单，有点意思，看出来了吗？呵呵。

今天的课是第二讲，先讲了菲利普·阿吉翁等的一篇关于货币危机的论文，然后讲新国际宏观经济学的东西。因为事前也没有做功课预习，今天也听不太懂。明天、后天上午要讲第三讲、第四讲了，继续去，坚持听，能在南开听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讲课也不容易啊。

当次贷危机、华尔街金融风暴发展成世界金融危机，并有可能进一步滑到世界经济危机时，各国央行和政府集体行动起来了，开展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拯救行动。昨天晚上晚些时候，新闻报道中国也要降低存贷利息和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取消利息税征收。在此之前，美国、欧元区各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采取降息措施或者表示将要降息，同时日本对此也表示强烈支持，在金融危机的风声鹤唳中，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巍为壮观。

在国际石油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较高的PPI有望在后面几个月的到缓解，而上月公布的数据现显示CPI已经有所降低，PPI和CPI上涨的压力会相应减小，由此在“增长的共识”中提到的“保增长还是压通胀”的疑问应该说已经在集体降息的行动中获得初步解答。

此时，人们更关心的是降息决定对于处在危机中的世界能否真正带来效果。我们，当一个人病入膏肓或者中毒太深，吃药和急救带来转机的可能显然是很渺茫的，而现在危机是否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美林银行和AIG等一大批金融机构申请破产保护、被收购或者被政府接管，根据斯蒂芬·罗奇对于金融机构危机进程的判断，假定整个过程看作100%的话，现在已经进行到80%。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已经经受的够多，快要得到解脱，尽管解脱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正如大病初愈后不会立即显得精神饱满。

对于非金融部门或者说实体经济，斯蒂芬·罗奇的判断是游戏之进行了20%，而这如果是真的，对于世界来说或者是个好消息。20%意味着拯救的希望尚存，这也正是各国政府大规模的向金融机构注资，实施金融援助，共同采取降息措施的原因。政府向金融机构大规模的注资和实行金融援助，对于已经无限收紧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杯水车薪；关于降息，郭凯博士和新华社的报道都认为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也就是说，降息对于当前缓解危机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可能不会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

但是，无论如何，注资和金融援助以及降息决定表达了面对危机时的一种信念，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各国政府暂时的站到一起，共同应对人们自己制造出来却欠缺了解的敌人。各国之间的利益纠葛问题不会消失，但在这时需要协调和合作，在甚至有些悲壮的气氛里开始了一场战争。

众所周知，中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但从当前应对世界经济危局的情势来看，对于保持经济增长两国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共识的。首先，两国都认为经济增长很重要，不是吗？

是的，经济增长确实很重要。没有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最直接的将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尽管现在在多数国家多数情形下，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但没有工作从而收入减少会从经济上和心理上给人带来直接打击。当很多人都遭受到这种打击而接近或超过其承受能力时，社会后果会相当严重，秩序混乱、社会动荡、犯罪率上升都是很有可能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应该是有切身体会的。经济增长了，人们的收入就增加（尽管可能没有经济增长得快），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从老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三转一响”的“四大件”，到后来的彩电、音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新“四大件”，再到现在的房子和车子，这一历史变迁便是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生动体现，而没有经济增长这是不可能的。

那美国经济已经达到人均GDP4万美元左右的水平，经济增长为什么还重要呢？当然，失业带来的心灵创伤和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变得困难会是问题的答案。并且可以想到，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的消费浪潮持续十多年，后面也是有新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作支撑的。在2001年高科技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经历短暂的经济滑坡之后，另一个泡沫为他们保证了继续的高消费，那就是房地产泡沫。

人们常常功能会抱怨，好运气总是不长久，而事实也往往如此。据说房地产泡沫在2006年初即已开始逐渐走向消逝的过程，2007年年中之后的次贷危机则真正拉开这出戏剧的大幕，2007年底时很多人猜测高潮已过准备结尾的来临，但2008年夏末秋初的世界告诉我们其实人们的预测能力还是不够好的。新闻报道从7000亿美元到8500亿美元，再到9000亿美元，但如此巨额的政府金融救援能否填补上巨大的流动性短缺（如在梦游，好像不久之前全世界还充斥着过剩的流动性，一瞬间竟然都蒸发不见了）仍未可知，前景可能是不容乐观的。

美国政府对于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心是显然的，由一向标榜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竟然做出如此规模的政府行动即可见一斑。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一次美国人民还能如7年前那样幸运，躲过泡沫带来的晦气，继续他们的不错的经济增长和高消费吗？上次他们有曾经被认为伟大但现在可能要被重新认识的格林斯潘，因为可能正是格林斯潘当年过于放松的政策延缓了当时可能的痛苦，带来了今天的危局。当然，这次美国人民还有本·伯南克和亨利·保尔森，这对“黄金搭档”能再次给他们带来好运吗？

大洋此案，对于对外贸易有着相当倚赖的中国同样面临经济往下走的情况，对美出口增长已经出现大幅下滑，而在欧洲和日本受金融风暴影响日甚的情况下出口的前景不容乐观。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货币政策从紧的基调，如果一直坚持的话，国内投资是必也会受到不利影响，一些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可能已经很大困难。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当地还有多大，在2008年最后几个月是否应该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没有必要采取财政政策以保证经济增长下滑过大，是保增长还是继续压通胀这些问题都是必须的抉择。

小政府还是大政府，或者叫做市场还是计划，人们对此一度有过激烈而持久的争论，达成相对的共识也经历了很久很多，人类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也着实走过一些弯路，但知识不正是在这些争论和“弯路”中形成、深化和积累的吗？

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小政府大社会是更好的选择。这些经济学家明显对政府怀有本能的怀疑，应该是从老祖宗亚当·斯密遗传来的基因，更相信看不见的手，而不相信看得见的手。在这里，倒不符合什么“眼见为实”了，看不见的倒更可靠，不是吗？这难道是大众老是不理解经济学家的原因？

其实，在凯恩斯的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尽管在经济学界仍然存在微弱并且在后来一段时间呈燎原之势的反对声音，比如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但政府规模在二战后几十年是在明显扩大的，突出表现就是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增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两个人物，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试图扭转这种趋势，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但直到现在的事实告诉我们，政府势力已经起来的时候再想把它压下去已经相当困难：现在的政府规模依旧很大。

总的说来，即使经济学界广泛信奉新古典学派的教义的时候，政府内部从来都会存在凯恩斯的影子，政府本能有扩大的趋势，在适当的时候总会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有时候影响还很大，很长远。比如说，在当前处于金融风暴中的世界，政府又站到了经济舞台的中心，在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美林银行之后继续表演，吸引更多的目光和关注。

当政府站出来的时候，上面提及的那些经济学家会更加不安，会叫喊着让他下台。这也难怪，因为政府无法给出一个让大家安心看表演的理由，也就是说，政府并不能保证这场戏不会演砸。另外，总会有人看到政府出现而感到欣慰，终于有人来救急，我们的希望还是有的，或许希望还很大。

对于能够从7000或者8500亿美元中得到好处，继续自己“消费狂潮”生活的那部分人来说，这简直是个太好的政府，而对于那些仍旧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人来说就未必如此。凯恩斯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但事实是，短视的人们在尝到暂时的甜头后可能很快会看到也许并非自己所想的那样好，或者确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差或者更加差．

让我们想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两种人，富人和穷人。当然富人也曾经贫穷，但他通过勤奋努力、聪明机敏、抢劫掠夺或者敲诈勒索，总之经过若干年到现在他已经相当富有。当然，富人也曾经过着储蓄人后消费的生活，但是人类是如此的聪明，发明了金融这种东西，富人开始渐渐习惯借贷来维持自己习以为常的高质量生活。然而，当富人不在储蓄，钱从哪儿来？

这时候，我们想到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穷人。穷人很穷，但他竟然也有储蓄，有时宁愿忍受富人看来并不光鲜的日子。穷人太穷，以至于对于未来充满“莫名的恐惧”，金融这个好玩意比没能让他感到足够的解脱，他哪有什么房产或者证券在手里，可能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上或者月供太高而不得不将房子交出了。显然，穷人不想在被赶到街上的时候还能有口饭吃，他着实存过几一笔钱，应急或者叫“以备不时之需”。

金融是聪明人的游戏，以至我们凡夫俗子都不大懂，总之最后富人会借到钱，维持罕见的十多年消费狂潮，而穷人在“血汗工厂”劳动的时候也时时做做美好的“美国梦”。消费狂潮，多有意思，简直是上帝的奖赏，谁说没有免费的午餐？！穷人穷惯了，看到眼睛绿了也只会想“或者有朝一日……”。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当然，欠的账也总是要还的。终于有一天，金融竟也出问题了，富人不再能容易的把自己的房产或者证券当作“ATM”了。世界都恐慌了，在一些经济学家本能的质疑和反对声中，政府出现了，声称要减税、要金援、要担保。由此看来，经济学家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政府对人民这么好，要继续维持这“消费狂潮”，何以老是怀疑政府，难道经济学家眼光真正更长远吗？

然后呢，故事的结束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来一个童话式的美丽结局，富人继续他的消费狂潮，那么穷人呢？穷人是不能继续消费狂潮的，因为那从来就没属于他，但你相信好事会一直伴随富人吗：不储蓄也能持久的借贷花钱？穷人在做了很久赚钱给别人花的好人后，也会想过高质量的生活，特别是发现富人或许很难还上贷款时，他会宁愿将钱攥在自己手里。也许对“人民”很好的政府会让富人继续过一段好日子，但终究难长久吧。

另外，原来好人难做啊。

最好的年代/最坏的年代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

昨天晚上开始下雨，今天早上仍然在下，还刮风。早上起来背着书包下楼，本想吃过早饭后去教室看书，看了一下自行车都以淋湿，吃晚饭又只好上楼来。

昨天将郭凯博士2006年1月和2月的博客文章全都读过，今天上午接着读2006年3月和4月的，很有趣（http://kaiecon.blog.sohu.com/）。

想到上学期到现在简直没做过什么事，不禁有些失落，上午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书稿的第十一章文献引用体例按要求改好。经济学论文读过几篇，但到现在感觉收获并不大。

暑假到现在倒读了几本“闲书”：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宗璞的《南渡记》和《东藏记》。对于自己今年到现在的表现，可以说简直是在“蹉跎巷”住了大半年了。

蹉跎巷，宗璞小说中明伦大学在昆明时教师卫葑和妻子凌雪妍住的地方，读到凌雪妍在潭边失足落水不幸逝去的时候，不禁昂人黯然伤心。

     水涡旋转着，她有些头晕，站起身时也去按脚下的石头，可是身子一歪，很轻地，没有一点声音地滑进水里，雪妍似乎听见卫葑那一句“雪雪你来”，又听见爸爸的那一句“雪雪你恨我么”。她不要离开，她不要恨，她要紧紧地抱住亲人，可是她周围只有抓不住的水。旋涡推着她旋转，瀑布的水声淹没了她的呼救，她向下沉，向下沉，似乎回到了北平家中自己的小天地，那两扇玻璃门沉重地关上了。柳在池边来回急走，大声狂吠起来。近处没有人，它毅然跳进水中，赶上衔住雪妍的衣服，撕下一块衣襟，却拉不起雪妍，它自己也向下沉去。
　　雪妍不见了，柳也不见了。瀑布的水花，不断落下，如盐如雪。有人听见吠声，赶过来看，只有装满干净布片的竹篮静静地在青石上。

徐贵祥小说里写道东方闻音牺牲时给人的感觉也同样让人扼腕心痛，她与梁大牙原本可以成为一对佳偶的啊。

     万籁俱寂。凹凸山的秋夜只剩下夜风在山谷中洞箫一般呜咽回旋。

　　梁必达伏在东方闻音的墓前，足足有两个小时没有起身。没有人能够看见这个山峦一样雄壮的汉子是怎样一副睚劈眦裂的表情，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身经百战的男人在长时间无声无息的状态里，是否倾泻过滔滔泪雨。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哭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似乎没有哭，只是偶尔从他身下的草地上传出一声两声轻微的呻吟。这轻微的呻吟在知情人听来，又不啻是晴空霹雳山崩地裂之音，令人肝胆俱寒毛骨悚然。

高玉伟

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将政府的力量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式从那时开始，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危机来临时政府可以比原来做得更多。尽管经济学家在罗斯福“新政”是否有力的启动了“大萧条”后的经济复苏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论，但政府的作用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疑是日渐增大了。

在大萧条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各国经济受到政府更大的影响，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市场的力量有日渐兴起，政府受到更多的怀疑，全世界兴起市场化的浪潮，并且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

一年前的次贷危机直到当前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像是将世界引向又一个“轮回”，从美联储为摩根收购贝尔斯登提供担保，到政府接管“两房”，再到7000亿紧急金融援助，在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政府又站到了世界面前。

显然，危机仍在继续，7000亿这一“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援方案能否奏效也是未知数，“金融不是虚拟经济”，现在可以做得可能就是考虑怎样尽量减小危机带来的损失。

这次危机给金融监管、经济运行方式必然带来很大冲击，危机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在危机过后可能迎来对政府的作用的反思，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在经济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对于防范危机政府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这些问题都将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